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测谎意见证据许容性探讨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测谎意见的法定证据属性。为使测谎意见取得法定证据资格,应完善测谎活动的相关立法与技术规范,培养合格测谎人才,提高测谎技术的科学信度,推动测谎意见作为法定证据试点改革,尽早将测谎意见引入刑事诉讼法的证据体系。     

中国在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

替代种植实施20多年来,在减少毒品种植面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国内外对替代种植的成效评价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拟运用波特"钻石模型",从替代种植项目的实施和老挝北部农业发展环境健全的角度,考察中国在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项目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援助项目的中国替代种植项目为老挝北部减少罂粟种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老挝北部地区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援助项目不是"万灵丹",仅仅是推动中外农业合作的路径和抓手之一.如何总结援助项目的经验和良好发展模式,让"走出去"企业依托市场、与当地合作伙伴实现自主发展,或许才能实现中外农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哲学意蕴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实践,面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总结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从哲学上深入考察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其所蕴含的历史和时代价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

李步云既是当代中国颇有成就的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 ,又是“新时期”最早“自觉”到“法哲学”的法学家。他是从当代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局限性”意识出发 ,而提出其法哲学主张的 ,其法哲学体系是围绕法的唯物论与认识论、法的辩证法与发展观而构筑并加以逻辑展开的 ,是对法理学问题的既深入又超出。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方向和标准 ,是李步云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精神病人合同能力鉴定的相关问题

为了探讨精神病人合同能力鉴定的相关理论 ,解决合同能力鉴定中鉴定标准混乱的问题 ,对合同能力鉴定的法律基础、标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区别 ,民事行为能力的广义、狭义区分进行了论述。提出合同能力鉴定的核心问题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主张将合同能力分为有、无两级 ,强调合同能力的分级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等级存在区别。并提出合同能力鉴定的程式为 :首先判定其行为能力 ,有行为能力相应具有合同能力 ,无行为能力即无合同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者 ,应根据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生活关联度 ,再分为有合同能力、无合同能力。     

论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定位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为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生机,高校鉴定机构与一般社会鉴定机构比较,存在多种天然优势,因此,高校鉴定机构应当将自己的发展定位放置在一个适当的高度,不仅要在为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中承担主要业务,而且应该配合诉讼制度的改革,为科学管理鉴定机构、规范司法鉴定流程和统一鉴定结论的技术标准起关键作用。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